原点

标题: 惊雷过后 回归原点 ——时代风云赤子的南溟情怀
发布时间 2020-11-16 01:26

  1950年4月中旬,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横渡琼州海峡,掀开解放海南岛的决战,主要登陆地点在海口以西临高角地段,离我家临高县五尧村只有二十多里地。不过,差几个月才满13岁的孩子,当时还无法体会到,那是一个改变自己人生道路的重要历史时刻。

  1947年我10岁时上的学,那是日本战败投降第二年。那会儿我上学晚,跟村里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吧,读了两年就以第一名考上临高县中心小学。有人不相信,说你这孩子是碰运气,还是求了神保佑,也有相信的人,鼓励我继续升学。父亲说,家里也没钱供你,你想读书就试试呗。

  那是1949年了,没学上,第二年5月海南全岛解放,1951年春天我才能参加中考。记得考试发卷子时,每个考生有两个煎堆做糕点。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管文教的副县长来监考了,别的孩子都在埋头做卷,就我自个不慌不忙先吃东西,大概是引起他注意了。等批完卷子,副县长就问,吃煎堆那孩子录上了没?一查我没上正取生名单,落在几个备取生里了。他把我的作文卷子拿来看看,批示要录上。结果我又考了第一名,县里还张贴红榜报喜。

  上了临高县中学,我不光拿了全校唯一一份奖学金,课余又很活跃,积极参加学校各种活动,当上了学生会主席,代表同学们在全校大会上演讲。后来副县长让我跟着到处出席各种会议,做文书工作,相当于秘书。我个子瘦小,别人看了觉得奇怪,怎么找一孩子来?

  日后回想起来,海南刚解放,地方上百废待举,县里领导班子大都是南下干部,本地通文墨的人手紧缺,才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和锻炼的机会。那时治安很不稳定,下乡路上时有匪盗出没,为保安全,县里发了一支步枪,我扛着很威武地到处走。

  还有个小插曲:那段时间我母亲生病,需要一笔医药费,我刚好到一间小学教课,半年报酬大洋50元,这笔钱自己没花,都给了家里治好母亲的病,这件事也一时在乡里传开了。副县长了解我家里情况,很照顾我,让我认他夫人当姐姐,他就成了我姐夫。

  到了1956年,19岁的我得到机会上省城广州培训学习。这是我头一次离开海南岛,头一次见识广州这样繁华的大城市,真是大开眼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天在广州城中山路烈士陵园,走着走着一下搞不清方向了,只好向遇到的两位学生模样的姑娘问路。她们落落大方,举止文雅,很和气地仔细告诉我该怎么走、怎么走,还说她们就在附近的中山医科大学念书。我当时心里一下蒙了,回海南的路上,就冒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我要到大城市,我要上大学!

  回到临高,把这想法跟姐姐、姐夫说了,他们很支持我出外多长见识。我赶紧到书店搜集备考资料回来温习准备,约了几位都求上进的同学一起参加高考,结果考完放榜,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录取进了武汉大学历史系,我又成了县里的“名人”。一些亲友资助我读书,离开海南岛去学校报到前,姐夫、姐姐为我准备了一床新被子,他们每个月还给我汇生活费。

  1957年,我渡过琼州海峡北上长江南岸的武昌求学,不久就迎来,大炼钢铁, 我跟宿舍同学一起办起了小工厂,想想那真是热火朝天的青春岁月,敢想敢干。

  1962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回到当初触发求知深造冲动的广州,投入中山大学社会经济史名家梁方仲门下读研究生。我选择了徽州历史作为主攻方向,先后在1965年和1979年两次深入徽州民间实地调查,完成这最初的研究成果,耗费了十七八年。

  经过多年的浸润和思考,我发现徽州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

  徽州的传统文化人才犹如群星灿烂,散发异彩,同时又以富名称天下,确实非同寻常。具体来说,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资助,宗族的奖励,舆论的推崇,爱才的风尚,以及悠久深远的文化渊源的陶冶,造就了徽州人文的极大发展。

  以上种种,不免让我泛起自己童稚到少年时在家乡海南临高的美好记忆。那些看似偶然而让人惊奇的机遇,背后其实蕴涵着地方民风重视教养、作育英才的悠长传统。在史海浮沉求索中,我才认识到自秦汉、隋唐至明清、民国的千年以上漫漫时光中,海南并非固有印象中的化外蛮荒之地,而是诸多不同文化汇聚交融的宝地,以宽厚包容、勇于进取的海洋文化为最大特色。这一点,与我向来推崇的徽州商人“向海而生”的冒险精神,可谓南北比肩,遥相呼应。

  1923年曾在广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许崇灏(1882—1959年),十年后写出《海南三市》一文,发表于《新亚细亚月刊》,冀望唤起国人对琼崖的深切注意:“今之海南,吾人急起图之,固有无穷之希望也。若犹轻忽置之脑后,几何其不为台湾之续耶?”

  抗战胜利前夕,许崇灏为重庆亚细亚学会编著的《琼崖志略》有两段文字颇堪玩味,第一段是“人情风俗”:

  “琼州远处天南,孤悬海外,风俗习性似有一种独特之精神。气候煦温,四季不冷。春秋佳日,煦煦和风,海边椰林浓阴苍翠,入其中者令人以为别有天地之感。居民多为各省移植而来,祖孙相传,遂成土著。性柔顺而简朴,勤于耕织,岛居生活习于恬静。空气清鲜,体力皆极壮伟。性谦谨诚讷,绝无集众械斗之恶俗。乡村之间,尚有安贫守约古代之遗风。诚为易治之邦也。士人多守本分,重功令,明廉耻,尚忠义。往昔人物,忠烈则有海瑞,文学则有邱濬,皆为海内所崇敬,尤足以仰绍前徽,感兴后辈者也。”

  “琼民多由他省移植而来,富于冒险性及进取精神,稍受经济之压迫,则飘然远引,赤手空拳,自食其力。虽遇困难之环境,不因终日劳苦而稍损其求生奋斗之志。故远至欧美,近如香港、南洋群岛、安南、暹罗各地,无不为其荟集之区。其所营之事业,大都以旅馆、酒肆、茶室、制鞋、缝衣为多,而种植树胶、营航运而获巨利者,亦颇有人。所至能自成风气。笃于乡土观念,且因其言语、习惯、性情之不同,凡群居之处,均集而成族。有自设之会馆、学校、各项团体机关。处处表现其风俗特性。琼人在外虽久,而对国内地方慈善事业、教育事业,亦能以其血汗所换之金钱,以为资助,成绩卓著,功效极大。”

  许崇灏编著《琼崖志略》一书,1947年4月由上海正中书局印行。那正是我将满10岁,向往入学求知之日。如书中所述,海南岛上“往昔人物,忠烈则有海瑞,文学则有邱濬,皆为海内所崇敬,尤足以仰绍前徽,感兴后辈者也。”

  我曾撰文论述“丘(濬)海(瑞)文化现象”,乃海南文化的精髓,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志。在丘、海思想中被忽视而又特别富有价值的,是其重商思想。他们都心怀治国安邦,以谋求天下长治久安为职志,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但他们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所处的明中叶商品经济抬头,以及发现新大陆所引发的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时代特点,提出海洋文化所蕴含的重商思想。

  “丘海文化”还有一点值得后人关注和思考: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明孝宗的批准。为官刚正、仕途坎坷的海瑞,晚年也多次以老病上疏请求退休,明神宗下诏慰留不允许。

  由此又可联想到,“读书登第”,也是徽商孜孜以求的上进之道。他们“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往往“商而兼士”或“士而兼商”,行商取厚利,读书求名高,双管齐下。有的即使“弃儒从商”,一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又重操儒业,以求向缙绅转化。缙绅就是指传统时代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

  从宋代起,徽州文化风俗趋向文雅,名臣辈出,尤以晚明至清前期为盛。徽商在自身缙绅化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明清时期出任中央与地方的官僚中绝大部分是徽商子弟,他们的乡土、宗族观念很强,“凡有关乡闾桑梓事,无不图谋筹划,务获万全”。

  徽商努力跻身官僚缙绅行列,固然有结交当道者以求庇护,同样享受特权的意图,并成为坐地称霸的豪强。但从另一方面说,缙绅告别官场退隐归乡的传统,也有以自身的声望、财资与社会关系,扶持涵养乡土文教风气之功。

  再以许崇灏为例,他是广东番禹(今广州)人,辛亥革命元老,“国父”孙中山的重要军事幕僚,与弟弟许崇智并称“辛亥双雄”。 后因刚直不阿被排挤退职,1943年至1946年间在重庆、南京任国民政府委员、国府顾问等空头闲职。1946年退休,弃政从文,主持新亚细亚学会,著书立说,这才有了呼吁重视海南岛(时属广东省)战略地位与丰富人文地理资源的《琼崖志略》等著作传世。

  回想我们这一辈的人,出生成长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代,粗通人事又赶上新社会变革的波澜起伏。我有机缘渡琼海、过五岭、临长江、赴京华,常年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术活动,为拓宽视野心胸,走出国门,足迹遍及欧美日,但无论身处何方,一日未忘琼崖故土养育教化之恩。

  当前海南岛又迎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我对这一中国南方门户和这片浩瀚南海上的热土的明天充满信心和期待,同时也迫切地感受到最宏伟的发展蓝图,亦需要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勇于担当责任、多做实事。近期我把多年积累的藏书捐赠海南大学,为琼崖千年文教事业的传承与兴旺尽一分绵力。归根到底,爱护、延续和发扬宝贵的文化根脉,作育英才,催人奋进,涵养乡土,才是强国富民长远之道。

  当年的同事和挚友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近日为我将出的文集惠撰一序,所作评价可谓知音:“像同时代人的命运一样,既为风云儿女,就难免随波逐流。幸好惊雷过后,回归学术原点,辛勤笔耕,修成正果。”

  《庄子·逍遥游》有云“南溟者,天池也”,丘濬曾将海南岛称为“南溟奇甸”,我也乐意回归原点,情怀南溟,眺望海天,心系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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